两天前，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关于青年作家胡迁自缢身亡的消息。文章称，10月12日，青年作家胡迁（原名胡波）被发现自缢身亡。13日，胡迁图书出版方华文天下、First影展组委会等发布讣告，证实了胡迁离世的消息。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胡迁，原名胡波，生于1988年，山东济南人，201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2016年，他创作的中篇小说《大裂》获得台湾第六届华文电影小说奖首奖，2017年初，出版同名短片小说集《大裂》。离世前刚刚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牛蛙》，并编剧、执导了他的第一部长片电影《大象席地而坐》。

一位才华横溢的80后导演再也没有机会继续从事他喜欢的电影事业了，确实令人惋惜。其实，除了关注胡迁的职业和身份，以及他的才华和能力之外，我更关注他的年龄—80后！想到胡迁，我瞬间想到了去年9月22日因抑郁症而离世的著名80后女性艺术家孙少坤。孙少坤出生于1980年，河北保定人，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孙少坤的作品涉及影像、绘画、行为等多种艺术形式，是一位充满了个性和张力的女性艺术家。从去年的少坤，到今年的胡迁，是什么原因使得这样两位充满理想和抱负的青年人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花样年华？

▲孙少坤 行为艺术作品

作为胡迁和少坤的同龄人，我特别敬重胡迁和少坤的思想与才华。但是，据公开资料显示，胡迁和少坤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问题和情感问题。其实，同为80后北漂一族，我能深刻感受到他们所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事实上，自上世八九十年代以来，文艺青年北漂就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社会的不接受，家庭的不理解，朋辈的不认同等，都在无形之中与文艺青年北漂形成了一种悖论。诸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自然形成的“圆明园画家村”，曾集结了一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文艺青年。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来说，这些文艺青年的出现在特殊年代里起到了特殊的助推作用。但后来由于个人理想与集体意志之间始终存在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圆明园画家村”被迫解散，文艺青年被迫继续寻找灵魂的栖息地。

其实，就目前来说，不仅仅是在北京，在上海、南京、深圳、杭州等其他城市里，甚至是在一些人烟稀少的山林荒野，也散落着很多拒绝朝九晚五、拒绝房贷车贷、拒绝行尸走肉的文艺青年。这些文艺青年，有的像胡迁一样在拍电影，有的像少坤一样在做艺术，也有的像我一样在策划展览……不管如何，我们这群文艺青年同样是在靠自己的思想和能力养活自己，只是我们养活自己的方式不太容易被大家所接受罢了。如果没有这种自由的生命状态，如果没有这种自我的价值确认，胡迁和少坤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优秀作品问世。

在中国历史上，文人自杀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最典型的就是，屈原在公元前278年的投江自杀。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有一大批文人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断绝与红尘的纠缠。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文革期间，文人自杀更成常态。老舍、傅雷夫妇、邓拓、熊十力、叶以群、杨朔、吴晗夫妇、闻捷夫妇等著名文人皆是以自杀的方式来保全完整人格，作别畸形时代。还有，1989年诗人海子卧轨自杀；1993年，诗人顾城在新西兰自杀……每个人的自杀都隐藏着一段无法言说的历史秘密。

▲ 著名作家 老舍

前几天，我加入了一个名字为“山居生活”的微信群，群里的成员基本都是正在过着山居生活年轻人。这群年轻人，有的选择在终南山“借山而居”，有的选择在雁荡山“借山而居”，有的选择在碧山“借山而居”，总之，这群年轻人确实不愿意搅和在百无聊赖的都市生活里。随着这个时代的愈发沉沦，随着城市生活的愈发糜烂，随着我们年轻人面临的教育、医疗、房价、情感、自由等现实问题越来越多，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年轻人选择逃避。但无论如何逃避，希望所有的年轻人都要敬畏生命，因为，自杀并不能了结所有的痛苦。

斯人已逝，一路走好。每当我看到胡迁兄弟和少坤姐留下的艺术作品时，都会对生命增加一份敬畏。

李擎，山东淄博人，文学学士，当代80后职业策展人、媒体人、艺评人，现居北京，中国宋庄艺术论坛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化与当代艺术思潮。先后在《东方美术报》《书画世界》《美术报》《齐鲁晚报》《山东艺术收藏》等报刊（杂志）发表多篇批评与访谈文章，有两个实验性展览项目入选《2016中国当代艺术年鉴》（朱青生主编）。2017年9月，被艺术广东组委会授予“最佳策展人奖”。